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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宪政的最大敌人是极权主义  

2013-02-19 21:17:55|  分类: 时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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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的最大敌人是极权主义

作者:颜昌海

来源:作者博客-凤凰博报 2009-12-25 04:45:59

原文链接: http://t.cn/zYSWpPF 

宪政,在当代中国几乎成为公民们都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宪政,不仅仅是“法治”,即政府必须落实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同时还要求政府自身必须严格按宪法和法律办事。宪政的本来含意是用宪法来制约国家的权力,不管这个权力是由封建帝王行使,还是由民主政府行使。18世纪末,19世纪初立宪运动兴起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有产者希望保证“现代自由”不被民主大潮吞噬,民主的烈马需要“驯服”,宪政便是制伏民主烈马的缰绳,它用宪法禁止条款确认某些个人权利将不服从多数人的意志,以此限制民主权利行使的范围。因此,宪政从根本上说,是共和的产物。

然而,极权专制的国家,总往往将名称冠之为“民主”、“共和”国。因此,弄清极权主义的来源,熟悉极权主义的特征,就成为追求民主共和的人们的必修课。

近代社会的极权主义国家几乎都产生于战争、或内战。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不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政权,而是苏联的共产党政权。第一个极权主义始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全世界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但是,它立即就受到考茨基的激烈批评。考茨基在1918年对这个专政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后来人们对于共产党极权主义的批判,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内容在考茨基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已经提到过了。到1920年,考茨基的这个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人士中获得了广泛的反响,此间伯恩斯坦也发表了类似的对于苏联专政的激烈批评。他把苏维埃共和国称为专制暴政。自由主义思想家罗素、赫胥黎1936年也作出类似的批评。但是1918年的争论和事实,共产党的专政和以前的专制、暴君,和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专政有哪些区别,并没有引起知识分子和左派们的重视,也就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近代社会产生的一种新的专制形式——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一词是伴随着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建立而出现的。它最早是像马克思自豪地宣称自己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一样,是由墨索里尼19221028日自己提出的。1923年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阿曼德拉借用了这个提法;阿曼德拉用这个词来描述抨击1922年上台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政权,要在意大利建立一个整体性、极权的国家。在自由主义者阿曼德拉那里,他毫不怀疑这个想要完全控制民众的极权制度有某些新的东西,同时反驳了一些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所认为的,法西斯主义完全是一种旧的、落后的东西。他在当时就认为,这个法西斯主义政权不但可以使国家稳定,而且可能消除内部的反对力量,给会生活带来一种新形式。他们自称为代表整个民族,不允许任何独立和反对的行为、组织存在。一切国家组织,例如政府、法庭、军队都是唯一的这个党的工具,他们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为此,他们施行一种不允许任何不一致存在的整体划一的极权主义。阿曼德拉在提出这个“极权主义”这个术语的两年后,在1925年初,就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党作了对比,认为这两个制度都是对于自由和民主的一种整体性的极权反动。在1926年德国出版的书籍中,一些政治学者从对比中提出,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建立在同一个原则基础上的,这两个极权主义否定的都是1789年以来的自由和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及现代文明的一切基础。这种把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作比较的讨论,其后直到30年代,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当时欧洲其它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也都能够经常看到。当然极权主义一词,以及这种比较讨论在当时更多地是在政治上使用,而不是在知识领域,理论上、政治学上细致探究。例如,在德国,当时的共产党人骂社会民主党人是“社会法西斯”,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共粹”和“纳粹是一对亲兄弟”。不过,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没有提出极权主义国家;把极权主义国家作为自己政治目标的,是德国的纳粹主义及其知识分子。

二战结束,冷战接踵而来,在二战后极权主义概念名正言顺地进入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在有关极权主义的研究书籍中,五十年代最值得注意的有两本书,一本是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另外一本书是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1956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专制和独裁》。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学家,尤其是作为一个对极权主义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弗里德里希也许比许多学者更加敏锐而持久地关注宪政的根本问题。1963年,就是在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合作完成《极权主义专政和独裁政府》后7年,在此期间他还写了《国家的构成理由》和《法哲学的历史考察》,这个时间正是冷战时代,宪政制度有许多敌人——专制、无政府主义、绝对主义等等,但是弗里德里希比谁都清楚,宪政的最大敌人是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意识形态,借助现代科技维持统治。因此作为政治学家的弗里德里希最关注的必然是如何回应极权主义对宪政制度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在最根本上说来自世界观的挑战,于是如何应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弗里德里希面对宪政最凶恶敌人的境地中展开了对西方宪政制度根基的历史梳理和未来引领,对极权主义的恐惧不仅仅出于其意识形态,而且也因为极权主义是以一个鱼目混珠的伪宪政形式出现于世人面前。

弗里德里以最凝练的笔法阐述了作为西方宪政核心理念的正义与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神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这种叙述,展现了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正义观念来自于西方文明的源头,同时强调这种正义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和扎根,被不断理性化和细腻化,尤其是制度化。弗里德里希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应被视为一整套相互关联的价值观、利益和信仰的体系的呈显。弗里德里希是以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视角进入了对宪政基础的考察,他不存在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他指出,这套从西方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制度文明不仅仅是西方的,也属于世界。为此,他试图为宪政寻找最大可能的普世性。——虽然许多人极力反对宪政的普世性,可是甚至极权主义都假模假样地颁布宪法欺骗民众;这一现象可以看到宪政在事实上、至少形式上如此早已被普世。实际上,极权主义在形式上建立了与宪政制度类似的政府机构:有一部宪法,相应的也有议会、行政机构和检察院、法院这样的政府组织形式。

弗里德里希从美国宪政制度与极权政治的比较中,深入阐述宪政的人本主义精髓。他在赞扬美国宪法对人民保护的同时,也为美国人权利救济意识弱化而感到深深的忧虑,“个人已越来越少诉诸任何救济措施来对抗那些当权者们。”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其表面原因在于宪政制度给美国人带来的极大自由和富足、以及相对完善的社会公正制度,这些却成为他们懒于费力维护权利的原因,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正是未来美国的最大挑战者。

在这表面原因之下还有更加根本性的原因,是科学时代对基督教的挑战还没有得到最强有力地回应。基督教对美国人的影响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先辈留下的生活习俗被延续下来,包括基督教教义、基督教伦理都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本身早就在衰落之中。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愿意承认基督教精神造就了西方现代宪政,他们更倾向于用自然法的正义理念来阐释和解决一切涉及权利和利益之争;基督教语言被人为地压制甚至湮没在各色思想中。

宪政制度本身,给社会带来宽容;而宽容社会最大好处,是人人享有基本自由;但这种自由的基础却未必坚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恰恰是宽容本身。比如说,马克思就是在一个自由国家英国写出取缔财产权的作品,而且它一度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想,并且在两个庞大的国家里试验。这种试验的基础,就是这两个国家先前的民主宪政制度正在初期阶段,转型期带来的社会阵痛导致乌托邦的革命轻而易举地成功。

对于极权主义回应的必要性还不仅仅来自意识形态领域,同时也存在于制度形式本身。宪政制度被作为一种具有普世性的制度在全世界扩展,而且拥护宪政能够给当政者带来执政的合法性,因此无论自由国家还是极权国家都一概声称自己保障人权,声称宪法的严肃性、权威性不容亵渎,甚至极权主义者能够让全体人民同仇敌忾地向自由国家撒谎:我们过得很好,我们是最幸福的。在极权国家,宪政制度中的权利内容被采纳和揉和进宪法性文件中,并且成为这类宪法总的功用的一部分:用以粉饰极权主义自身。

极权主义与宪政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着真实的分权。只要是一个专制政党统治的国家,无论其宪法规定得如何天花乱坠,都无法抹煞垄断权力的事实;政府权力一旦达到无所不及的程度,公民权在理论上必然被完全取缔。于是,宪政制度以保障人权为核心观念的思想,在极权主义那里就完全被颠倒过来,剥夺人权成为极权主义的核心要义;一切与宪政制度神似的政府组织形式,都只不过是愚弄人民的舞台罢了。

极权主义必须花费大量精力、财力来粉饰自己。极权主义在存续期间主要做三件事情:侵害自己国家的人民、极力美化自己、极力丑化他国,以无处不在的恐怖公然编造谎言,即便在众所周知的事实上,也咬定谎言绝不松口,以此消灭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国内外真相。这样,极权主义就可确保高枕无忧;与此同时,作为群体的被侵害者,也就在最大程度上变成愚民或者极权主义的效忠者。极权主义运动的追随者们是所有宪政秩序的敌人,然而极权主义通常运用宪政秩序所赋予其公民效忠者的权利,去从事旨在毁坏宪政秩序本身的活动。

极权国家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治下人民的所有自由。在这些自由中,信仰自由的丧失成为人民无法抵抗极权主义的核心原因。弗里德里希因此而将宗教自由提到人权理论中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权最核心的观念,即个人宗教信仰的权利”。而在极权主义中,这一权利则因为最严格地遵从既定的信仰体系的观念,而被公开地排斥在外。

虽然,随着苏联的崩解和东欧剧变,极权主义在世界上似乎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是随着宗教世俗化的进一步发展、美国20世纪联邦政府权力的进一步扩张以及“9.11”事件的发生,世界和平再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巨大问题。弗里德里希这位深具洞察力和忧患意识的杰出政治学家,其忧虑并未过时,继续为宪政寻找更加坚实的基础的工作尚需时日,随着制度神圣性渊源的进一步衰落,谁也无法保证旧有的宪政制度会不会蜕变为新形式的极权主义。因此,无论乐观或悲观都无济于事,为人权而战是没有终结的斗争。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1956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极权主义制度,就是一种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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