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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之梦(下,作者:叶永烈)  

2012-02-28 09:27:00|  分类: 文革反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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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之梦(下)
叶永烈
 
㈤ 五花八门的“文革”博物馆设计方案
 
  又是漫天大雪。
 
  这一回,从天而降的不是那杀气腾腾的大字报,却是一封又一封关于“文革”博物馆建馆的建议书。
 
  郑老不愧为“智多星”。他的主意——刊登《“文革”博物馆设计方案征集启事》,打破了以往筹建博物馆的程序,把“文革”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推向社会,牵动了亿万颗赤诚的心。
 
  我忙得连做梦的时间都没有了——每天,邮递员都送来一大袋信件。我得一封封拆看,登记,分类。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不断有人来访,向我面谈关于“文革”博物馆的设计方案……
 
  说实在的,如此热火朝天的场面,对上海博物馆学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我的办公室本来跟那些青铜器、陶器陈列室一样安静冷清,如今,我腾出了所有的文件柜,还装不下各地寄来的有关“文革”博物馆的信件。用一句眼下时髦的话来形容——“爆满”啦!
 
  就在我忙得北斗朝南的时候,讨厌的电话机又响了。我拿起了耳机,耳边响起的是郑老的声音:“小叶吗?你马上坐飞机来北京!”
 
  “有什么要紧事?”
 
  “刚刚收到ICOM来信,说是要派一个考察小组到北京,考察中国的‘文革’博物馆筹建情况,同时商谈合资建造‘文革’博物馆事宜。”
 
  “你同意他们来考察?”
 
  “干吗不同意?人家有这样的积极性,难得!我们理所当然——欢迎!”
 
  “可是,各地寄来的设计方案五花八门,现在拿不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方案……”
 
  “可贵的就在于五花八门!你把有代表性的方案带来,把五花八门的‘五行阵’、‘八门阵’都带来,向中国博物馆学会作一次详细的汇报,请专家们进行评定、论证……”
 
  “好,好,我马上飞北京!”
 
  我的那只鼓鼓囊囊的皮箱,幸亏装有小轮。我拖着它,在水磨石走廊上前进,来到郑老的办公室。
 
  “嗬,带来‘百宝箱’!”郑老笑呵呵地向我伸出了手,紧紧护着。
 
  鬓须皆白,前额深沟浅槽,郑老垂垂老矣,而爽朗、风趣依旧。他的左额角,有一块明显的疤,那是“文革”的“纪念戳”——皮鞭留下的痕迹。理发师曾把他的头发朝前梳,以遮去那醒目的疤。他却要把白发朝后梳,把那“纪念戳”暴露无遗。
 
  他的头发一丝不乱,他的办公室一尘不染。我把皮箱平放在锃亮的铺着玻璃板的条几上,箱子里装满各种笔迹的设计方案和建议信。
 
  我跟郑老隔着条几,对面而坐。在向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会作正式汇报之前,我先向理事长郑老汇报,以便听取郑老的意见。
 
  “郑老,很抱歉,我匆匆赶来没有时间写出书面汇报,只能随口而讲……”
 
  像聊天一般,在轻松的气氛之中,我向郑老作了汇报:
 
  “郑老,来信真多。从报上登了启事那天算起,到我离开上海为止,才二十三天工夫,已经收到二万九千八百七十二封来信。接待来访者三百六十七人,电话五百七十四次。
 
  “来信最多的是两种人——深受‘文革’苦难的上了年纪的人和不知道什么是‘文革’的年轻人。前一种人希望下一代牢记‘文革’惨祸的沉痛教训,后一种人希望不要再遭‘文革’劫难。
 
  “来信也分两种——一种是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另一种是设计了‘文革’博物馆的具体方案。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来信,都赞成巴金的提议。许多人提出了补充性建议:建立‘文革学’,建立‘文革研究会’,出版定期刊物《文革研究》,建立‘文革档案馆’……
 
  “也有九封匿名信,痛骂巴金……”
 
  这时,郑老马上说:“给我看看!”
 
  郑老的脸色变得非常严肃,他用手把垂下来的头发朝后一掠,朗读着一封封匿名信。
 
  读罢,他的太阳穴的青筋平复之后,我才慢慢讲述各种方案:
 
  “第一,设馆宗旨——一致赞同以巴金的《“文革”博物馆》一文为宗旨。一切‘文革’博物馆的设计方案,都只不过是把巴金的建议具体化。
 
  “第二,馆址——所有的设计者都认为应设馆于北京。有人建议应在上海建立分馆,因为上海曾经是‘四人帮’惨淡经营多年的基地。也有人建议,各省、市,凡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设立分馆。
 
  “《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一书的编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建议,馆址应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因为那里是‘四五’运动的发祥地,而且是北京市中心。不过,‘童怀周’没有具体说明建在天安门广场什么地方。据我所知,天安门广场北有天安门城楼,南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东有历史博物馆,西有人民大会堂,已经没有空余的地方。
 
  “第二,馆色——分红、黑、白三种意见。
 
  “主张会馆红色的,是因为‘文革是红海洋’;
 
  “主张会馆黑色的,是因为‘文革是大灾大难’;
 
  “主张会馆白色的,是为了‘悼念浩劫中的死难者’。”
 
  “有意思,有意思。设计者都经过了认真的思索……”郑老看着设计图上的红房子、黑房子、白房子,嘴角漾起了笑纹。
 
  “其实,这样的各种设计,例子不少哩。”我已无法按照在飞机上事先打好的腹稿逐条而讲,真的变成了随口而说了:
 
  “关于‘文革’博物馆入口处的设计,也有三种方案——
 
  “第一种主张,在入口处立一块巨大的大理石,用金字刻上巴金的一段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第二种主张,在石碑上刻着:‘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国历史上的空前浩劫。
 
  “第三种主张,是一位雕刻家提出来的,他愿用黑色的大理石,雕刻十六颗头像,钉在入口处的历史的耻辱柱上。他雕刻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
 
  “有意思,有意思。”郑老不由得抚掌称好。笑罢,又问道:“关于‘文革’博物馆的主体设计,有哪些方案?”
 
  “方案可多啦。”我答道,“大体上分为两类——
 
  “第一类主张以时间为纵线,按照‘文革’的三个阶段,揭示‘文革’的灾难。也就是从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九大’;从‘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十月的党的‘十大’;从‘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
 
  “第二类主张从横的方面加以归纳。
 
  “有的认为,应分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两大部分,展出他们的罪行录;
 
  “也有的认为,应分为几个分馆,分别揭露‘文革’乱国、乱党、乱军、破坏工农业生产、迫害革命干部、迫害知识分子、贻害青少年等等。”
 
  汇报到这里,我从皮箱里拿出一大迭信,对郑老说:
 
  “这是一批特殊的来信,每一封信,都曾使我感动不已。
 
  “这是一位在‘文革’中坐了十年牢的老干部写来的信,他愿把所有补发的工资献给‘文革’博物馆,作为建馆经费;
 
  “这是一位集邮迷的信,寄来了全套‘文革’邮票。他说,仅管现在‘文革’邮票在海外价格昂贵,他却无赏献给‘文革’博物馆,让人们看一看,‘大革文化命’之时连邮票也变得僵化,成了变相的标语牌!
 
  “这是一位寡妇的来信。她说,她的丈夫在‘四五运动’中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丈夫死于‘四人帮’的乱棍之下。她愿把这些用亲人的生命换来的照片,献给‘文革’博物馆。
 
  “这是参加最高法庭审讯‘四人帮’的一位法官的来信,认为筹备‘文革’博物馆时务必搜集以下大冤案的材料:内蒙古的‘内人党冤案’,受诬陷迫害达三十四点六万人,被迫害致死的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云南的‘赵健民特务冤案’,被迫害致死的达一万四千人;河北的‘冀东冤案’,受诬陷迫害的八点四万人,其中含冤屈死的为二千九百五十五人。
 
  “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的来信,建议实行‘三位一体’,即把‘文革’博物馆、‘文革’研究所、‘文革’档案馆一起筹建……”
 
  “有意思,有意思!太好了,太好了!”郑老读着这些来信,眉飞色舞,兴奋之情难以自制。
 
  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问郑老道:“您作为中国博物馆学会的理事长,能不能谈谈您的设计方案?”
 
  “我的设计方案,是一个梦!”
 
  “梦?”
 
  “是的,那天晚上,我给你打了长途电话之后,忽然,夜里做起梦来了。”
 
  “那天夜里,我也做了一个梦。”
 
  “太巧了,太巧了。我在梦中,参观了我自己设计的‘文革’博物馆……”
 
  在我的再三请求之下,郑老把头发朝后一掠,说起了他的梦:
 
  “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白纸。突然,白纸变得很大很大,比桌面大,比房间大,比篮球场大。哦,变成了天安门广场!
 
㈥ 举世无双的“灵魂博物馆”
 
  “我徜徉在天安门广场,我决计把‘文革’博物馆建造在这里。我环顾四周,虽然东、南、西、北都拥立着庞大的建筑物,我却找到了建造‘文革’博物馆无比宽广的地方——地下!
 
  “对,天安门广场下面,是一片空白,可以用来建造‘文革’博物馆。何况,这样的博物馆,也只有建在地下最合适。走进这个博物馆,观众如同步入‘地狱’!
 
  “我在纸上画好设计图。我一挥手,天安门广场之下,就建成了一座博物馆。
 
 
  “地道的入口处,竖立着一块巨大的黑牌,上面刻着一行白字——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长长的地道,四壁不是全红、全黑、全白,而是有红、有黑、有白。四壁贴满各种各样的大字报,白纸上写着黑字,打着红叉,所以有红、有黑、有白。不光地道如此,所有展览厅的四壁,全部糊着大字报。大字报是‘文革式贴墙纸’,最能体现‘文革’的‘时代风貌’。
 
  “我设计的‘文革’博物馆,实际上是举世无双的灵魂博物馆!
 
  “‘文革’的许许多多口号都是错误的,而我以为唯有‘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句话是正确的。‘文革’,使每一个人都充分表演了一番,淋漓尽致地显示了自己的灵魂!
 
  “灵魂,向来被视为是寓于人体之中而又主宰人体的非物质。通常,灵魂是不可见的,是无形的。然而,‘文革’是灵魂的显影剂,使灵魂变得可见、有形。正因为这,我把灵魂作为‘文革’博物馆中最重要的展品。
 
  “按照灵魂形状的不同,把‘文革’博物馆分为三个展览厅。
 
  “第一个展览厅,展出方形灵魂。方形灵魂像砚台。仅管被黑墨横涂直抹了不知多少遍,它依然是方方正正的!
 
  “在第一展览厅里,陈列着陈毅元帅的灵魂、贺龙元帅的灵魂、彭德怀元帅的灵魂、邓拓的灵魂、老舍的灵魂、傅雷的灵魂、张志新的灵魂……他们方方正正的灵魂,永垂史册!
 
  “在第二展览厅里,展出三角形的灵魂。三角形的灵魂善于钻营,既可作为伤人暗箭的箭头,也可作为‘反戈一击’的矛头。
 
  “不言而喻,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他们的灵魂都成了第二展览厅的展品。当然,还有聂元梓的灵魂、戚本禹的灵魂、徐景贤的灵魂、王维国的灵魂、陈励耘的灵魂、游雪涛的灵魂……他们的灵魂全是三角形的,只是顶角的角度稍有不同,有的更尖些。有的夹角大一点。这些三角形的灵魂,像吃人虎牙,像疟蚊的尖喙,像巫婆的长舌,像带血的刺刀!
 
  “第三展览厅,展出圆形灵魂。圆形灵魂无棱无角。其实,圆形灵魂原先并不一定无棱无角,可能曾方方正正,也可能曾有过三角形状,正如鹅卵石原先并非圆溜溜的一样。激流的冲刺,磨去了这些灵魂的棱棱角角,变得圆滑起来。圆形灵魂无害人之刺,却也无抗争之力。
 
  “我的灵魂,应当放入第三展览厅,成为那里的展品。虽然我的家中,三条人命死于‘文革’,可是我自惭没有像张志新那样成为反‘四人帮’的勇士!在‘文革’中,像我这样的圆形灵魂可以说是最多的。
 
  “从第三展览厅里出来,便走向出口处。
 
  “我在出口处竖立一块巨大的‘照魂镜’。这镜子没有耀眼的银光,是由棍子、皮鞭、诬告信、投井下石之石、手铐以及‘走资派’、‘现行反革命’、‘三反分子’之类帽子所组成。在这凶光毕露的镜子之前,能照出每一个未曾尝过‘文革’滋味的人的灵魂——究竟是方形、三角形还是圆形?”
 
  “太好了!太好了!郑老,您的梦是一个高超卓越的设计方案。”我连忙说道,“不过,我有一点小小的补充——还有一种灵魂,是无定形的!如果要找一个无定形的灵魂作为展品,我可以算一个。郑老,我是您的学生。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保过您,曾成为您的‘铁杆老保’;后来,您被打入‘牛棚’,我也‘造反’了;曾写过批判您的大字报;不久,我又被作为‘侵造反’的‘修正主义苗子’,揪了出来。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成了‘逍遥派’……我的灵魂是无定形的,一受到压力就会变形,就会顺着压力变形!”
 
  “好,好,应当再开辟一个灵魂展览厅——第四厅。”郑老呵呵笑着。
 
  “郑老,你在梦中得到设计‘文革’博物馆的灵感,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我的设计方案,太‘浪漫’了点。不过,我想,在天安门广场地下兴建‘文革’博馆,这一点是可取的。当然,兴建地下建筑,经费就更大了,恐怕也就更难变为现实,只能在纸上设计设计而已!”
 
  郑老神情黯然,仰天长叹一声。
 
  惆怅的情绪也涌上了我的心头,我们俩望着皮箱里塞得满满的各类设计方案和建议书,久久地沉默着。
 
㈦ 苦恼人的笑!
 
  走廊尽头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沉默。
 
  脚步越来越近。最后,停在郑老办公室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大张!他,个高、手大、脚大,大张步入中年,发福了,显得更“大”了。
 
  匆匆的脚步声,意味着大张有急事向郑老请示。果真,一边喊我“老古”,跟我握手,一边把一份英文电报交给郑老。
 
  “好哇,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代表团马上要来北京!”郑老看了一下电报,说道。
 
  “他们来了,怎么接待?‘文革’博物馆连影子都没有呢!”大张依然显示着他年轻时就很突出的急性子。
 
  “不必担心,不必担心。”郑老指了指面前的皮箱说,“这是小叶从上海带来的,一张张设计图,象征着一座座纸上博物馆。你和小叶突击一下,把这些设计图挂起来,办一个‘文革’博物馆设计方案展览会,外宾来了,就让他们参观展览会,不是很好吗?”
 
  大张和我都觉得郑老的主意不错。
 
  大张略加思萦,又焦急地问:“郑老,如果ICOM提出要给我们援助,怎么办?”
 
  “一个傻瓜提出来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难以回答!”郑老发出幽默的笑声,
“人家愿意给我们提供援助,真是求之不得呀!多多益善!多多益善!”
 
  “郑老,用外资建设‘文革’博物馆,说起来不好听吧?”大张显得顾虑重重。
 
  “怕什么?‘文革’博物馆不是赢利机构。建成后,我主张不收门票,任人参观。外国人愿为这样无利可图的博物馆提供建设资金,正是说明‘文革’博物馆非建不可——连外国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博物馆,是中国的‘特产’,是中国的‘国宝’。我们的大熊猫遭灾的时候,全世界向我们提供援助资金,我们照单全收——这有什么‘说起来不好听’?这说明大熊猫在全世界人民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ICOM愿向中国提供造‘文革’博物馆的经费,正是说明这个博物馆在ICOM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再说,我也正想弄到点外汇,向国外购买‘文革’资料呢!”
 
  “向国外购买?”大张和我都感到惊讶。
 
  “有好多事情,就这么奇奇怪怪——我想,‘文革’中各种红卫兵小报、造反派小报、传单、布告、通令,是很重要的资料,应当成为‘文革’博物馆的展品,或者作为‘文革’资料馆的资料。听说国内有一个单位里收存了全国的‘文革’小报、传单。我拿着中国博物馆学会的介绍信去了,连门都不让我进——据说这些资料是‘保密’的,是‘档案’!除了公安部门和组织部门在清查‘三种人’的时候
可以凭党组织专门的外调介绍信查阅之外,其余的一律不得查阅。可是,我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在他们的图书馆里看到一百多卷《中国“文革”资料集》,开架陈列,什么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小报,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小报,上海的《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一张都不缺!这套书是美国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有钱就可以买,什么介绍信都不要。我想,如果国际博物馆协会真向我们提供资助,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美国买一套《中国“文革”资料集》!”
 
  说到这里,郑老笑了,而这笑里饱含辛酸。他长叹道:“如今,我们要向美国购买中国的‘土产’!”
 
  大张也笑了——苦恼人的笑!他听说我的工作汇报已经结束,便向郑老汇报他的“证章马拉松长跑”的进度:
 
  “这是一场越野障碍长跑!在盖第一个公章的时候,我遇到了麻烦。那个手里拿着公章的人,斜了我一眼,说:你们要兴建‘文革’博物馆,不就是要揭露我们的阴暗面吗?
 
  “我实在无言以答。因为跟这种人没有什么可谈的。不过,第二天我又去了,幸亏那个人开会去了。另一个管公章的稀里糊涂,盖上了红色大印。
 
  “在盖第五个公章的时候,我又遇到了麻烦。那个手持公章的人,用‘左’眼看了看申请建造‘文革’博物馆的报告,又用‘左’眼朝我一瞪。他一句话也不说,把报告退给了我。
 
  “老经验,第二天我又去了。我以为那人也许开会去了。不料。他那‘左’眼已朝我扫来。这一回,他说了一句话:‘你怎么又来了?’我赶紧溜走。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我每一次去,都从门缝里看见,他在掌印。我不敢进屋。一直到第六天,他出差了,另一个人在掌印。那人马马虎虎,盖上了大印。
 
  “在盖第十个公章的时候,遇到新的麻烦。
 
  “这一回,那个手持公章的人,上了年纪,态度挺和谒。他看了申请报告,问我道:你们为什么要建造‘文革’博物馆?
 
  “我用巴金的话回答他:为了防止产生第二次‘文革’!
 
  “他听了,抽一口烟,呷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说,我也天天在担心发生第二次‘文革’。
 
  “我一听,挺高兴。他的话,跟巴金的话很相近,我们有着‘共同语言’,好办!不料,他一直抽着烟,喝着茶,就是不盖章。
 
  “我耐不住了。说道:既然您天天在担心发生第二次‘文革’,那就请您支持建造‘文革’博物馆吧!
 
  “想不到,他哈哈大笑起来:正因为在担心发生第二次‘文革’,所以我才不能盖章!
 
  “我莫名其妙,只得冒昧地问道:‘为什么?’
 
  “这时,他收起了笑容,满脸严肃地对我说:我深刻地接受了第一次‘文革’的教训。现在,我每办一件事,都要想一想,如果发生了第二次‘文革’,我这样办会不会挨整!如果我在你的申请报告上盖章,第二次‘文革’来了,岂不成为我的一大罪状!同志,‘文革’的教训是深刻的,每个人都该从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吸取永恒的教训!”
 
  大张说到这里,久久地沉默着。郑老和我也陷入了沉思。半晌,大张才继续说下去: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天天都上那里,天天看见那人在办公室里一枝烟、一杯茶、一张报纸,抽着,喝着,看着。
 
  “我向旁人打听,据说那人因‘文革’中被打断腿骨,所以几乎不出差。可他除了瘸腿之外,倒也没有别的毛病,几乎不请假。论年纪,离退休还有五年……
 
  “现在,我就卡在这第十颗公章上。唉,还有四十多颗公章未盖呢。天哪,我的‘马拉松’。不知要跑到何年何月。我的腿都跑细了……”
 
  我们仨久久地互相凝视,相对无言。
 
  大张慢慢捋起自己的裤脚管,露出鹭鸶般又细又长的双腿,猛然间,我们仨都忍俊不禁,同时爆发出一阵哄笑——苦恼人的笑!
 
□ 原载《争呜》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号

本文转载自“网上文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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