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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文:我的哥哥遇罗克  

2011-03-07 14:53:41|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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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文:我的哥哥遇罗克

发布时间:2011-03-05 06:53 作者:遇罗文 

  编者按:1970年3月5日,罗克被处决,迄今已是41年,其《出身论》在今日,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哥哥的性格


  父母都是右派的学生,在学校是要受到另眼看待的。势利眼的班主任开始把罗克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像对其他父母遭到厄运的学生一样,见到罗克也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们首先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甚至有一次竟散布什么:“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罗克气愤地说:“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


  哥哥从小爱开玩笑,后来虽然总在逆境中生活,也改不了他幽默的性格。他有时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找到一起,比赛谁讲的笑话能把大家逗乐了。有一次母亲想念被教养的父亲,心情不大好,哥哥编了一个笑话讲给妈妈听:“我小的时候写大字,家里舍不得买红模字,妈妈给我写字,让我透过薄纸拓。我总是得3分,不明白为什么。有一天老师翻错了页,给妈妈写的模字判了分,才给4分……”连妈妈也给逗乐了。他善于用幽默的语言讽刺时弊,常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妙趣横生的。


  1959年,哥哥高中毕业。他虽然高考成绩优秀,语文、数学都是最高分,还是因为出身落了榜。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他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了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


  父亲被教养后,为了节省房租,我家退掉大部分房,只剩下三间北房,两明一暗的格局。哥哥很希望自己有独立的一间,哪怕是东头儿的小煤屋呢。他说,只要安个门就行了。母亲不同意,担心这个狭长的小夹道连个窗户也没有,又潮湿,住在里面会生病。


  向来心直口快的姐姐说:“不就是缺个窗户吗!”话音没落,拿把斧子就走了进去,三下五除二,把夹道尽头的北墙刨出一个洞。多年黑糊糊的小煤屋里,头一次透了亮,土鳖和潮虫见了亮光吓得满处乱爬。墙那边是个服装厂,只听见那边有人喊上了:“你们家大人快来看吧,再刨房顶就塌下来啦!”


  几天以后,房管所来人安上门和后窗,把墙抹了白。姥姥带我们用纸糊上顶棚,又请了个当木匠的亲戚做了一张简易的桌子和一个书架。从此哥哥有了自己的屋,每天在那里读书到后半夜。


  1964年初,哥哥回到城里,又重新收拾、布置自己的小煤屋。哥哥借用鲁迅为其阜成门宫门口旧居寝室命名的“雅号”,称他的小屋为“老虎尾巴”。墙上挂有两幅国画,是徐悲鸿的《骏马》和《逆风》;哥哥又自己写了一条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贴在墙上。直到哥哥牺牲前,他一直在这间屋里生活。


  我一想到哥哥,就马上会想到它,因为哥哥的许多惊世之作,都是经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从这里诞生的。和我们永别的那一天,桌上还放着他刚写完的《工资论》。


 
 “文革”开始一片混乱


  1966年初,报刊上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批判。善于迎合的姚文元,秉承某些人的旨意,在“清官”、“贪官”、“罢官”、“夺权”上作起文章来了。按照他的逻辑,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等于麻痹人民,维持和延长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反面人物。而贪官激发阶级矛盾,促使人民造反,农民起义又一直公认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所以贪官比清官更具有进步作用。于是,罗克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给《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寄去,都被退了回来。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他又给《文汇报》寄去一篇15000字的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虽然发表了,但改了标题,删成3000字,并寄来五元稿费。罗克当即把稿费退了回去,给《文汇报》编辑部写了封抗议信。那些天他显得有些兴奋,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


  哥哥有一篇珍贵的日记留了下来,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境界:


  “66年2月15日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和母亲及和父亲下棋的棋友们都害怕起来。他们一见到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顾忌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是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裂’,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这时,报纸和电台广播中,奇谈怪论和颠倒黑白的东西越来越多,思想混乱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美其名为“文化革命”。罗克的日记中,对它是这样评价的:


  “5月13日 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6月7日 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一个‘群众运动’!不讲官面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6月12 日晚上看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证明。”


  “1月27日 读完《论语译注》。我觉得孔的学说所以远胜于庄、墨、韩非诸家,其原因正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明确地提出学问为政治服务,明确提出圣人可以企及……因为圣人并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学而知之的。这就是把学术公开化,而不是神秘化。今天的学说正是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原因是不学无术的缘故。”


  对于运动初期学生造了老师的反,罗克除了表示同情教师的遭遇以外,意味深长地说:“青少年的堕落难道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吗?联想到给学生灌输的东西,使学生只懂得斗争不懂得爱,整个教育界是有责任的。说是因果报应也不为过。”现在回想起这段话,还是发人深省的。


  《中学文革报》


  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我,他们看了我贴在四中的《出身论》深受感动,来和我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说干就干,几天之后,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三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尽管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如此精辟、深刻、大胆、彻底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人们还是头一次见到。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一个外地读者告诉我们,他在火车上看见只有这么一份报,大家都争着看,全车厢的人几乎都看了。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它立刻成了价值最高的珍品,急于想得到它的人们只好花两元钱去买原本二分一份的《中学文革报》。


  卖报的场面更是动人。热情的读者把我们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自动替我们维持秩序。为了卖得快、便于找钱和防止倒卖,我们不得不规定每人必须买五份。有时我们把报放在生铁铸的果皮箱上卖,狂热的人群把二三百斤重的果皮箱都挤倒了。买报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时常达到二百多人,卖到最后只剩下印坏了的也有人央求买走。有的读者激动地把纪念章送给我们。向我们表示支持和问候作者的不计其数。


  哥哥看到自己的作品拥有这么多读者,自然十分高兴。父母看到儿子们和他们的几个伙伴儿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心中也暗暗得意。他们不能说什么,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一样。倒不是怕外人知道“阶级敌人都赞成了”,以此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那是小意思。为难的是:继续反对吧,违心——罗克说出来的,不正是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吗?鼓励吧,多年的经验知道,这是在和洪水猛兽周旋,哪个父母能引导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跳?他们深知,自己还不就是因为嘴才倒了霉,但是也没有像罗克张这么大的嘴、说这么多的话呀!


  人的理智,很难战胜感情。母亲好几次在饭桌上不无得意地叙述她在工厂听来的议论:“写《出身论》的人,胆儿可真大”;“要是在五七年,写《出身论》的准得成‘右派’”。


  本来,由于社会上纸张奇缺,各印刷厂都忙于印“毛选”,联系印刷很难,我们只好打算再出一期报纸就不再接着出了。可是,空前的反响,感人肺腑的鼓励,各方面的物质支持,使我们不得不办下去。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办了七期,直到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许多暴徒直接到印刷厂去抄、砸,才被迫停刊。


  在这七期报纸中,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将近占总数的四分之三。除了每一期有一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以下简称小组的大块文章外,还有他以各种方式、不同的署名写的妙趣横生的作品。


  1967年1、2月间,一伙“老红卫兵”的头头脑脑,又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惟一的条件。它的前身,是红卫兵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的成员,也是搞打砸抢、杀人抄家的急先锋。


  罗克,就是在“联动”正猖獗的时候,写了一篇《“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头版头条。他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通过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系统地剖析了“联动”的起因和特权阶层的丑恶灵魂。


  哥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这样说: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惟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怎样一种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着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一些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养成了怎样一种目中无人的习气,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生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他始终是这样用善良的心,希望挽救每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文革”初期,罗克母校65中的一些学生,知道有的教师对罗克很不好,让他提供这些教师的“罪状”。他不愿落井下石,断然拒绝了。


  有一次下雨,学校批斗“黑帮”,让他们在雨中淋着。回家后哥哥问我们:“你们没想去给他们打打伞吗?”我们奇怪地问:“难道你不恨他们?”他说:“想起有些人身为教师却具备势利眼的恶习,确实可恨,但他们毕竟是人,要受到人的待遇。”


  “恨之欲其死”是罗克最反对的。他希望的是公平。在对人的问题上,哥哥很欣赏鲁迅的名言:“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哥哥向许多人推荐《孙中山选集》。我们看到孙中山醒目的题字“博爱”,有些陌生,一时还不能理解,他说:“看看现在发明的惨无人道的刑法,看看对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草菅人命,难道不是正需要补上这一课吗?”


 
 事业未竟


  然而,正当他为正义的事业呕心沥血的时候,罪恶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他。


  1968年1月5日早晨,罗克像往常一样,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上班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1970年3月5日,罗克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


  (摘自《我家》 遇罗文)


原文地址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30531023.html  (责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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